- 作者：何清涟
5月下旬，美国的左派媒体、以民主党为主的政界都在热炒弗洛伊德事件一周年纪念，拜登、波洛西这两位美国最有权势的政界要人分别接见其家属。沉浸于政治正确的高度亢奋之中，这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仍然被民主党与左派当作英雄供奉。弗洛伊德事件的另一重政治意义，即该事件终于用肤色作为是非标准，取代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宪政精神，完全被美国主流媒体有意忘记。我写本文是想立此存照：美国民主党近年在美国发动了一场从种族到内容的深度颜色革命，主题是从契约到身份，是对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从身份到契约进程的逆转，弗洛伊德事件是美国这种新身份政治的路标。
弗洛伊德事件中被淡化与强化的因素
对于弗洛伊德的认识与对弗洛伊德事件的认识，在美国出现了非常吊诡的脱节现象。对弗洛伊德本人的认识，基于“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主要在于这个人的社会行为与角色，这一因素在美国甚至英国BBC这类左派媒体的话语中刻意淡化并归于无；后者基于肤色来评断，因为肤色正确，那么拥有这一肤色的人就必然正确，事实如何不重要，这是被刻意强化、媒体放大N倍的反复宣传。
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与左派积极干预下，这一事件本来只是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过失致死，明尼苏达州的一个陪审团认定前警官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犯有二级谋杀罪、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这是被刻意强化的因素，最后经过司法程序定格，型塑着美国现实政治，并决定着美国的将来（除非有特别事件发生改变这一路向）。
这种淡化事、强化肤色的政治操作能够在今天的美国获得成功并非偶然，而是美国社会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的结果。这一结果说明，美国可能已经踏上了不归路，法治、保守、不分种族重视个人努力的传统价值观，已经让位于近年来的极左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特点，核心在于将社会按各种身份，例如族群、性别、移民与原住民等划分为一个又一个孤立的群体，并且主张给各种群体以不同等级的待遇（升学与就业已经体现这点），与此同时，还在于将原来视为社会边缘的行为例如变性、非法的行为，例如吸毒都视为第四代人权。
弗洛伊德的履历载明：从1998年开始，他五次因为贩毒入狱，按照美国法律，这是一个有数次前科的罪犯。去年在其死后，两次尸检报告都指出他在去世时吸食毒品过量，在他体内发现过量芬太尼及安非他命。这是事实。但左派宣传的特点就是无视事实，颠倒黑白，将是作非。最可怕的是，在美国，这种价值观通过多年的学校系统性教育，在千禧一代与Z世代当中很有市场。弗洛伊德本人被左派媒体打扮成英雄，BBC及《纽约时报》的报导甚至将他孩提时代的梦想当作他的现实生活，那幅弗洛伊德标准宣传画将他的头像镶嵌在向日葵的花瓣中（无疑是从西方近年流行的中国文革宣传画中获得灵感），既是美国新身份政治的产物，更是左派宣传、民众扮傻的集体装傻游戏的结果。
在这方面，我绝对赞成坎迪斯‧琥珀‧欧文斯‧法默（Candace Amber Owens Farmer）女士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发表的看法：“我绝不会去遵从黑人群体错误恶劣的独特文化，去将这样的罪犯说成是英雄烈士，用这样的办法去提升黑人群体形象，……我个人的理念是，不管你是什么人种何种肤色，你做恶事就会有恶报。我们必须往好的方向做，更好的教育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不然我们已无法前行”。
美国主流媒体刻意加剧社会分裂
弗洛伊德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加剧了社会分裂，让美国成了一栋分裂成两半、正在着火的房子，美国主流媒体的宣传与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则是投向这所房子的带油干柴，有了这些不断增添的燃料，美国在熊熊烈火中继续燃烧。
这几把柴火是：
1.罔顾事实，宣传肤色为核心的受害论。
弗洛伊德死亡案件中白人警察肖文的命运，在BLM运动初起、南希‧波洛西等率领民主党政要在国会下跪就已经注定。BLM纽约地区负责人更是公开在Fox采访时发言“这种不给我们想要的，我们就毁掉这个系统”，在这种全面的暗黑压力下，更兼美国媒体界占压倒优势的左派都故意操控舆论，无论真实过程是什么，此案的公平审判其实已经不可能。
事实证明如此。此案的法官拒绝在审判期间将陪审员与媒体报导及外部影响隔离开来，而且向他们传达的压力也非常大。陪审员们知道，媒体在持续三周的时间里每天报导庭审，让左派们看清楚他们的相貌，知道他们是谁。《明尼阿波利斯星-论坛报》（Minneapolis Star-Tribune）在陪审员被选定后，不断发表介绍陪审员的资讯，包括年龄、种族、地点、职业、甚至移民历史，让他们暴露在明尼苏达州的暴力暴徒面前。对媒体这种企图，当然有人看穿并大胆地指出：“你认为陪审员会愿意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接受证人保护，来冒险对肖文可能对弗洛伊德的死亡负有责任而提出合理的怀疑吗？你认为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加上全国性的暴力来换取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对人性一无所知。”
2.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人类历史上，一个人被任何一种社会力量树为英雄，都寄托着树立者的几大目标：1.成为社会成员的学习榜样；2.示范作用，对社会成员形成道德激励。
美国左派将弗洛伊德树为英雄，让社会成员学习他，结果只能是强化犯罪率本就高于其他族裔的黑人这种认识：做个不事生产的城市游民，经常贩毒入狱并非罪错；万一因贩毒被抓，在这一过程中被警察过度执法而死，家庭可成英雄家庭，捐款滚滚而来。
古今中外，只有美国民主党与左派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这个党当中的温和派恐怕也不想让自己的儿女向弗洛伊德学习。
3.强化黑人族群的受害意识并政治化为免罪理由，无异于提供伤害这个族群的毒丸。
弗洛伊德被塑造成英雄，给黑人（当然不是全部）一种很强的心理暗示：我们不管做了什么，都是社会歧视造成的，还会因为祖先那段受奴役历史而被谅解。这种心理暗示，不仅不能激励他们向上，反而会让他们当中部分人更容易出现暴力行为。就在弗洛伊德案审判的当天，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位叫做布莱恩特的16岁女孩，在持刀行凶时被警察枪击致死。此事引发抗议，但其街对面邻居多纳文‧布林森（Donavon Brinson）的车库安全摄像机拍摄的一段录像证明，当时布莱恩特拿着一把刀，向另外两名年轻女性冲去。当里尔登开火时，她正拿着刀向第二名女子扑去。如果警察不制止，会有更多的人死亡。
一个16岁的女孩有如此强烈的暴力倾向，不能不说与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的美国BLM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受到媒体叫好有关。
黑人今日处境由左派社会公共政策造成
这种刻意培养某一族群的受害意识，并将其当作运动主诉，既是刻意制造社会分裂，更是对他们刻意“保护”的群体的一种深刻的伤害。足此为此佐证的是如下事实：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的处境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黑人在各个方面和白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越拉越大，2016年10月2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从婴儿死亡率、结婚率、社会流动、大学学债、社会区、教育资源等6个方面比较了美国黑人与白人中产家庭之间存在的差距，认为黑人处境严重恶化。
民权运动后黑人处境恶化是公认的事实，区别是对恶化的原因的解释。左派的解释我们都清楚，就是黑人受到系统性的歧视。但是，就连黑人当中不少优秀者也不同意这看法，他们认为民权运动之后，美国不存在对黑人的制度性歧视，造成黑人今天处境的恰好是社会公共政策。去年12月辞世的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在对本族社会处境进行过深刻分析之后，他指出，种族歧视并不是黑人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的过度保护和照顾的公共政策，才是造成黑人社区现状的罪魁祸首。另一位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汤姆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教授，他在《美国种族简史》的论述洞穿今天美国黑人的真正困境：“黑人家庭熬过了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但却因福利主义而土崩瓦解。”可惜的是，这两位智者之言被美国左派恶意指责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肤色”。
今年3月22日，前《华尔街日报》总编杰拉德‧贝克（Gerald Baker，2013-2018年任WSJ总编）在WSJ上发表评论《西方文化精英正送出列宁所说的绞索》，这篇文章指出，控制美国主要文化机构的人，以及现在的美国政府，一直在热切地为中国刽子手制造意识形态的绳索，而且在过去一年里，他们已经加快了生产。贝克认为，美国现在的问题集中在三点：1.左派文化将对受害者的推崇当作现代美国荣誉的首要象征。不管是一个洗劫奢侈品店的年轻暴徒，还是渴望更多曝光度的明星，只要打出“被不公平体制迫害”的大旗，就可以高枕无忧。2.左派对“学术优异”理念进行摧毁性打击。贝克指责，控制全美大城市的民主党通过推进所谓“多元化”、“反对种族歧视”主张，正在剥夺最贫困儿童靠自身努力考上好大学的机会；3.不断地用制造分歧而非团结美国人的许多标签来定义身份，比如种族、性取向等。贝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压迫理论，已经成为如今美国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一股思潮。他的结论是，中国已经证明比俄罗斯（苏联）更擅长将马克思理论用于经济实践。而如今，美国的文化精英“正忙于把绞索出口到太平洋另一边”。
杰拉德‧贝克论述很深刻，如果他了解苏联与中共革命就是利用阶级压迫论塑造受害者意识，比如中共通过各种诉苦让社会边缘人痛诉他们本来没有意识到的“阶级压迫”做社会动员手段，唤醒贫农与受雇于地主家的长工、雇农的阶级意识，就会意识到美国面临怎样的革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