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慕容雪村发表于『七个作家』旧文，有感于近期某地发现一女子被铁链锁住生八个孩子事件，其略作修改发布于Facebook。现将《她們的荊棘》转载于此。
我曾读过慕容雪村两部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尤以《原谅我红尘颠倒》印象深刻，反映了司法系统的黑暗，触目惊心。
关于慕容雪村简介如下（摘自维基百科）：
慕容雪村（1974年－），本名郝群，山东平度人，中国当代著名网络作家，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伊甸樱桃》，散文小说集：《遗忘在光阴之外》，其作品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越南文、日文、韩文等多国文字。最新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他是中国大陆广为人知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
情感作家C女士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朋友们都知道她有3个男朋友，3个香港人，一个老，一个年轻，还有一个不老也不年轻。老的那个有钱，给她买了一套大房子；年轻的没什么钱，给她买了套小房子；中间的那个不富也不穷，不过身体非常结实，给她买了套不大不小的房子。C女士周旋于3个男人之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实：月初跟老的在一起，月中跟身体结实的在一起，到了月末，就跟她的小情人出双入对花前月下，享受浪漫的爱情。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C女士有好几个专栏，经常写一些“如何对付小三”“爱上已婚男人怎么办”之类的文章，教育年轻人要忠于爱情、珍惜幸福。但在私下里，她从不讳言自己被包养的生活，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我没有见过她，但听朋友转述，其人极为豪放，黄段子常不离口，也不介意使用那些很黄很暴力的词汇，有些上流社会的绅士就喜欢这个，我猜她的3个男朋友就是这么被她迷住的。这3位都有家室，她知道，但并不在乎。在十几年前的深圳，许多年轻女性都过着类似的生活，那时港客收入很高，连卡车司机每月都能拿到两三万，而大陆的房价还没有大涨，只要付得起首期，每月再给两三千块零花钱，就可以包养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不过好景不长，几年后香港经济遭遇挫折，而大陆强劲崛起，港客们风光不再，二奶们也渐渐陷入绝望。我的一位朋友拍卖过许多断供的二奶楼，据他描述，第一代二奶最为可怜，她们已经过了最好的年华，也没学到什么安身立命的本事，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还要被收走，许多人因此而流落街头。“求求你，再给我几个月，”一位初代二奶曾经流着泪这样哀求，“只要找到下家，我就可以续上（房贷）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样的生活，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好吃懒做、不思进取。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在斯时斯世，勤劳和进取并不容易，光凭勤劳和进取也改变不了命运。这些初代二奶大都出身农村，读书的时间都不长，也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终其一生，她们都没有多少选择，在乡下，她们是农民；在城市，她们是农民工。她们的命运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万难更改。她们还算幸运，碰巧都长得不错，所以才能过上稍微舒适的生活。而那些长错了的，大多都要回到她们出生的地方，嫁人，生孩子，养猪……，你肯定听说过，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最高。
C女士后来不怎么写文章了，没人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但我猜应该不会太好。她有3套房和3个男友，但也欠了银行很多钱。这些银行都不好惹。按中国人的道德标准，C女士算不上好女人，不过这话听听就算了，这种道德标准也不见得比她更有道德。
大约三四年之前的某个雨夜，我和几个朋友在深圳中信广场喝咖啡，一位女士走过来跟我们要烟，她已经不年轻了，但举手投足间依然还可以看出当年的风致。我掏出烟，给她点上，她说谢谢，然后无声地走到楼群间的阴影之中，手上的烟头明灭闪烁，显得格外寂寞。一位朋友断定她是“做那种生意的”，另一位觉得不太像，两人争论不休，最后很无聊地走过去跟人家搭讪。
她的价格是300元一夜。据两位朋友转述，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妩媚，话语间也没什么怨恨，只是说包养她的男人失去了联系，房子也被银行收走了，她在这里住了20年，依然是个外地农民，而她还是要继续活下去。一位朋友问她：你都活成这样儿了，为什么不回家？那位女士轻轻抹去肩上和手臂上的雨水，就像一只淋湿的鸟忽然怜惜起自己的羽毛，她平静地介绍了一下她那个所谓的“家”：泥泞的乡村道路、破烂的老房子，里面既住人，也养猪和鸡，还有一个脾气暴躁的老爹和一个牙尖嘴利的嫂子……说完这些之后，她优雅转身，背朝问话者柔声反问：如果你是我，你会回家吗？
（二）
2016年8月，上海举办了一場隆重的国际会议，各国绅士纷至沓来，他们喜笑颜开，在豪华的宴会厅中举杯欢庆，而在遥远的甘肃，一个叫杨改兰的女人杀死了她的4个孩子，然后服毒自杀。这事引起了一阵喧嚣，不过很快就平息了。按照某些评论家的说法，死人就是该死的人，死了也不值得同情。这话说得真好，但愿那些睿智的评论家永远都不会死。
杨改兰不算是真正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嫁”到她家的，所以她的4个孩子全都跟她姓杨，这是悲剧的原因之一。对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入赘”已经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词，“男人嫁给女人，这不是开玩笑时才会说的话吗？孩子跟爹姓或者跟妈姓，有什么分别呢？”
说这话的，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他很少光顾农村，偶尔去一次，也是坐着父亲的豪华轿车，看青山绿水，吃新鲜土菜。在杨改兰事件之前，他几乎没想过深山中那种“猴子”一样的生活。“我在网上看过一些图片，但也就是看看，从来没有细想，”他说，“对我来说，那像是另一个国。”
这是中国当代生活中的一道鸿沟，它隔开了穷人和富人，也隔开了古代与现代。当绅士们在豪华宫殿的水晶吊灯下优雅地举起酒杯，鸿沟的另一端还有无数艰难挣扎的生灵。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唤起同情心，事实上，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同情心，它艳俗而夸张，看上去也不值几个钱。我这样说仅为指出一个事实：如果杨改兰一家可以这样死，那你也可以。你含着热泪捐几块钱也不可能填平这道鸿沟，你抱个捐款箱跑大街上高喊“消灭贫困，从我做起”也无济于事，就像你不能用一只手托起泰坦尼克。这事应该追问原因，但不该从你做起。同时你还应该知道，如果这鸿沟越来越深，你的水晶吊灯也不可能吊得稳。
在“另一个国”中，入赘并不是最夸张的。我的家乡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这里我叫她阿芳，阿芳29岁，据说“长得不好看，但也不丑。”6年之前，她的父母逼她嫁给邻村的一个傻子，与此同时，傻子的妹妹也将嫁给阿芳的哥哥。这种事叫做“换亲”，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看来还将延续下去。阿芳当然不肯，于是就打，爸爸打，妈妈打，哥哥打得最狠。打了几天，阿芳终于答应，从她家到傻子家有几公里，她就这么一路嚎哭着嫁了过去。“那哪是哭啊，那根本就是惨叫，别提多瘆人了。”一位亲戚这样对我形容。
后面的故事很平淡：几年之后，阿芳生了一个男孩，据说看起来也不怎么聪明。她丈夫家里条件不错，帮她在村口开了个小饭店，门外就是国道，据说生意很不错。我的这位亲戚跟阿芳也是三转五绕的亲戚，所以很为她高兴。可我总是会想：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有人或许会问：阿芳为什么那么听话？她父母兄弟打她的时候，她为什么不报警？这问题太复杂，可能要写几本书才行，但也有个容易的回应方式：你说呢？
阿芳和杨改兰其实是一种人：被墙挡住的人。制度、文化和风俗，在她们身前砌了一堵又一堵的墙，这些墙又高又厚，极难逾越。她们生活在高墙遮蔽的世界，就像囚犯，或许还不如囚犯，因为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刻。阿芳比杨改兰幸福一些，但说到原因，无非是她家里的钱多一些，而这纯属偶然。
如果这是小说，我会给阿芳设计另一种结局：某天夜里，她的店里来了一位外地人，他要了酒，点了菜，当时夜深人静，他邀请阿芳跟她一起吃，两人谈得很投机，或许还流了眼泪。然后那位客人就要阿芳跟他走，阿芳回家拿了几件衣服，看了看熟睡的丈夫和儿子，轻手轻脚地跨过门槛，就在这时，她听到儿子在背后轻声叫她：妈妈，妈妈……
我只能写到这里，因为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如果她跟那个外地人私奔，她会幸福吗？如果她继续留在这个家里，她的余生又将怎样度过？或者可以问得更决绝一些：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国家，像阿芳和杨改兰这样的人，还有被前夫纵火烧死的拉姆，被铁链锁住的那位8个孩子的母亲，她们要怎样才会幸福？她们要怎样才能摆脱这屈辱而艰辛的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
（三）
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塞林格觉得麦田很有诗意，所以写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个标题，因为我知道在六月的麦田里割麦是什么滋味：日光毒辣，汗水就像永不干涸的泉水一样往下淌，蹲久了腿会麻，所以就弯着腰割；弯久了腰会酸，所以就蹲下来割，没有比麦芒更可恶的东西了，它们就像毒藤，沾在身上又疼又痒……
我们村里有许多残疾人，瞎子、聋子、哑巴，唯一的医生是一位白内障患者，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白内障”这个词，都说他“眼里有一朵萝卜花”。几乎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傻子，我们的那一个叫大林，有一天上学路上，我看见他赤身裸体地坐在一滩烂泥之中，浑身红通通的，每当有人走过，他就会在泥里翻腾两下，嘴里咿咿呜呜地叫，看着就像一头猪。
那是1984年。在那一年，杜拉斯已经写完了《情人》，洛杉矶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英国煤矿工人还在旷日持久地罢工。而在远东，在离青岛大约30公里的小村子里，10岁的我看着烂泥中的大林，心里想，像他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要再过很多年，我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有尊严的生活”，那就是，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像大林那样过活，也不能允许身边有人像大林那样过活。看到有人身陷泥涂，你应当拉他起身；看到很多人都身陷泥涂，或许你就应该站起来问上一声：难道这事没人管吗？
就在几周之前，有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这位朋友来自陕北山区，他们村有个女人在广东打工，“她长得不好看，做不了二奶”，所以就去酒店清扫擦洗。她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方式，非常迷恋那种可以抽水的坐式马桶。几年之后，她父亲要她回家结婚，她什么都没带，就买了一个抽水马桶，千里迢迢地背回陕北，结婚后又把它带到婆家。抽水马桶需要有配套设施，她不知道，折腾好久才发现白费力气，为此大哭一场。后来发现这东西还可以派别的用场，装个饭盛个菜什么的，据说还有保温效果。这事很快就传为一乡笑谈，许多人都跑到她家里参观那个盛饭的马桶。她丈夫受不了了，有天趁她外出，把马桶砸了个稀巴烂。她回来后大哭不止，据说整整哭了3天，然后就疯了，天天光着脚在山梁上奔跑，多少人都拉不住。她丈夫无计可施，只好托人从城里又买了个马桶回来。这东西比所有的偏方都管用，她很快平静下来，该下地就下地，该烧锅就烧锅，只有一件事不容触碰，那就是她的马桶。
“还记得《指环王》里的那个咕噜吗？”这位朋友说，“她就像那样。她把马桶摆在客厅中央，每天都把它擦得白亮白亮的，不过谁都不能碰，一碰她就要叫：‘我的，那是我的！”
我们不该随意评判他人的生活，但在斯时斯世，确实有太多无来由且无意义的苦难，这些苦难常让人觉得生无可恋。在深圳雨夜等候下家的中年二奶，在山东国道旁被迫嫁给傻子的阿芳，还有那位为马桶痴狂的陕北女人，只要换个时空，她们就可以有更轻松的活法，二奶本不需要出卖身体，阿芳本可以自主婚配，陕北女人本可以喜欢点别的：漂亮的裙子，或者是电影和诗歌。但现在，她们就像生活在荆棘丛中。你可以不关心她们，但如果有一天，当她们的荆棘铺满你的道路，希望你可以站出来问上一声：他妈的，难道这事就没人管吗？
